为人所知与为人所用：孔子与韩非不同的人生观和政治理想

如上所述，随着列国疆域的扩张，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频繁、社会空间顿开，个人立身出世的机会大大增加。孔子这一“学而时习之”的阶层，更是奇货可居。有些得以穿梭于列国之间，兜售自己的才用。对于那些有野心的人来说，拼命追逐别人的承认，是获得梦寐以求的权力和财富之关键。所以有时人为了名声会走到疯狂的程度。

《韩非子》中著名的“和氏璧”的故事，就表现了这种疯狂。这一故事载于《韩非子》卷四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1]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氏为诳，而刖其左足。[2]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刖足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一诳。此吾所以悲也。”[3]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之曰“和氏之璧”。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王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论宝若此其难也。今人主之于法术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4]然则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献耳。[5]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6]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陈。[7]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8]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不论矣。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偪主而下虐民。[9]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10]吴起枝解于楚。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伍什，设告坐之过。[11]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12]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之法术哉？此世所乱无霸王也。

《韩非子》中这一段的大意是，楚人和氏发现一块含玉的石头（玉璞）而献给国王。国王请专家鉴定，称其不过是块石头。国王大怒，说和氏欺骗而砍掉他一只脚。等这位国王死了，新王即位。和氏再献玉璞，结果同样，新王砍了他另一只脚。等第三位国王即位时，和氏抱着玉璞在山中痛哭，泪尽而泣血。国王听到后，派人来问：“天下被砍了脚的人多得是，怎么偏偏你这么悲伤？” 和氏答：“我悲伤的不是我的脚，而是宝玉被说成石头，忠贞之人被说成骗子。”国王让人把玉璞切开，得到了其中的宝贝，于是把这块玉命名为“和氏之璧”。

韩非接下来一段议论说，献玉璞是如此之难。如今君主对法术的需求，并不如对玉璞的需求那么急迫。况且群臣士民都出于私利而敌视法术。那些怀抱法术的人之所以还没有被杀戮，只不过是他们没有象和氏一样把自己的宝贝献出来而已。君主如果使用法术，那么大臣就不会玩弄权力，君主的亲信也不会卖弄自己的价值，流民都老老实实地回到田地里耕种，周游四方的士人，也都冒着生死之危在战阵中为君主效力。所以，法术对这些群臣士民而言是一个祸害。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怎么能够排除大臣们的反对意见、不顾老百姓的诽谤，而听有法术的能士的意见呢？结果，有法术的人，到死也不肯把自己的学说讲出来。

接着他举出吴起商鞅的例子。吴起告诉楚悼王，楚国的传统，是大臣的权力太重，分封的贵族的权力太重。这些人对上制约了君主的权力，对下欺压百姓，这是贫国弱兵之道。不如在第三代时收回分封的贵族的爵禄，废掉百官的贵族等级和待遇，精简不急需的官位，任用干练之士。可惜悼王仅实行了这些政策一年就去世，吴起随之被肢解。

商鞅则教秦孝公以“五人为伍、二伍为什”的军事系统组织社会，其中一家犯罪，伍什中的各家都跟着连坐同罪。他烧毁诗书，严明法令，杜绝私人的托请和“后门”，以国家的需要为准则来兴劳役，禁止臣民出国谋求官位，提高农民和士兵的地位。孝公执行了这些政策，君主的地位有了保障和尊严，国家也随之富强。但是，八年后孝公去世，商鞅也被车裂。

韩非最后总结：楚国不能行吴起的政策而陷于危弱混乱的局面，秦国执行了商鞅的政策而富强。这两个人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这是为什么？因为大臣苦于严明的法律，百姓厌恶国家权力。当今之世，大臣贪图自己重要的地位，百姓安于混乱的秩序，这比秦国楚国当年的习俗还严重。如果君主没有悼王和孝公那样贤明的鉴别能力，有法术的人，怎么可能冒着吴起商鞅那样的危险、向君主进献自己的学说？这也是世界混乱而没有霸主的原因。

韩非在这里明确地告诫统治者：君主的利益和其所统治的“群臣士民”的利益是相反的。法术是帮助君主控制“群臣士民”的统治技术。那些掌握法术的人，就如同吴起商鞅一样，成为君主的宝贝，却是“群臣士民”的祸害。所以，君主一定要有敏锐的政治判断，根据自己的利益重用有法术的人才。这体现了法家立足于君主利益的政治哲学，和儒家立足于社会利益的政治哲学是如何截然对立。然而，这段故事中令人毛骨耸然的残酷，却更有文化深意：一个人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君王能够收藏一块宝贵的石头，竟然不惜两只脚被砍掉。其实韩非自己就跟和氏一样，视自己的学问如那块玉璞，冒死要献给国王，最后被秦王下令在狱中饮毒自尽。他自然不会问：付出这么大的牺牲，意义何在？人的价值又在哪里？

面对列国兼并、天下大乱的局面，人们必然要寻求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韩非所代表的法家学说，主张一位卓越的“人主”掌握绝对权力，并把所有人都当作他的权力工具。这样才能建立有效的秩序。韩非对“和氏之璧”的冷血叙述表明，他并不关心为了一块玉石被承认而牺牲两只脚是否值得，他关心的是怎样有效地识别这样的玉石。他并不关心个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关心的是统治者是否能把有才能的人选拔出来为己所用。秦始皇灭六国而实现统一，就是韩非的理想的实现。其政治哲学归根结底，就是以天下为国家。 “人主”通过所谓“法术”操纵所有人的命脉来维持政治秩序。这套“法术”具体则要落实为一套控制整个社会的官僚体系，使国家机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一切服从于国家意志。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和氏所追求的最高价值，不管是就玉石而言还是就自己而言，都是得到最高权威的承认，也就是为人所知。而从韩非接下来用吴起和商鞅的例子进行的阐述看，为人所知就是为人所用。或者说，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最高权威的工具。

在某种意义上，和氏寓言中的法术之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尽管他们后来换上了儒家的衣装。他们认为“群臣士民”只会为自己的私利着想，满足于为了私利而彼此讨价还价的无限争斗，只能导致混乱的秩序。他们这些法术之士，则是如同和氏一样的特殊人类，不仅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而且从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只为社会整体的利益而奋斗。这种使命感，使他们自信他们掌握了真理。被君主任用，简直就是他们的天赋权利。国家要由他们经营。他们应该运用国家权力，取代“群臣士民”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他们拥护专制君主，也是因为这样的制度给他们通过集权的方式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不过是体现了他们把自以为掌握了的“国家理性”强加于大大小小的社会群体的野心。

论者常说儒家讲究忠君。读《韩非子》就知道，象和氏这样不惜代价地希望被君王所用的法术之士，才是忠君传统的根源。而这恰恰和孔子“君子不器”（即君子不当别人的工具）的哲学相抵触。从孔子到韩非的春秋战国时代，实际上是后来成形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体制的“国家建设”(state-making)过程。秦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打造的政治模式，在列国竞争中胜出，成为后来王朝政治架构的范本。韩非的学说，是把这一摧枯拉朽的“国家建设”的正当化，并为之进行的理性设计。孔子的学说，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抵抗。在孔子来，几个强者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欲，冲破了“礼”的约束，非分地侵入了他人的领域。这些人通过“法术”，把他人都变成实现自己的权力目标的工具，以一个或几个强者的贪欲毁灭了其他所有人的人性。这就是“不仁”，但也正是后来帝国官僚政治的逻辑：所有的官员都成了为皇帝聚敛财富的工具。在《论语》里，孔子对为强者聚敛的人（包括他的前学生）一直有激烈的攻击。比如《先进》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他要回到周礼的秩序中。在那个秩序里，最高理想是周公的以天下为天下，而不是以天下为国家，不是用一个垄断权力统摄整个社会。孟子后来讲：“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章句下》）意思是，靠着“法术”可以劫持一个有限的政治体，但没有普世的价值作为感召，得不了天下，也无法创造一个永恒的政治秩序。以天下为天下，虽然也代表着统一的理想，但这一理念是要“存亡继绝”，让所有小国、亡国都能自立地维持，使超强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无法强制于人。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分权自治的礼法中，人性才能够成长，才可以塑造一个君子的世界。

在这里，君子的道德和操守，就成了维持政治秩序的基础。君子的特点，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被统治、不愿意变成别人的工具，那么就不要试图统治别人，不要试图把别人当自己的工具来使。“礼”就是要抑制那种要统治别人、把别人工具化的欲念。如果大家都敬守对他人的义务，那么谁也不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工具。于是大家就都能够尊重他人，每个人的尊严和人性也都能够受到维护。“周礼”的精神，正体现了这样一个人文传统。所以，在孔子那里，那些超越“礼”而征服兼并的诸侯，颇象古雅典人眼中的僭主。孔子的理想，还是遵循“周礼”、与世无争的那种小国秩序。他的“人不知而不愠”，就是说不要试图通过被人所知而被人所用，不要充当在“国家建设”中不断扩张的强权的工具。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一下，在春秋战国时代强权的竞争中，以“法术”为核心精神、以集权的官僚体系为架构的政治秩序正在迅速生成。这种强大的国家机器，如同一台绞肉机一样，把社会的道德信赖和个人的自主性全都绞烂，使之都变成权力的材料。孔子的使命，就是面对这一正在生成的新秩序，捍卫周公时代的封建秩序，并阐述其背后的价值体系和道德准则。应该说，孔子的学说是对后来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官僚政治的最早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