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笔楷书杂谈>

楷书是中国书法中法度严谨、又各有风格的书体。当然也是最实用的书体之一。它往往是书法初学者学习书法的入门书体，笔者认为也只有真正学好楷书，将来才能真正登上书法艺术“金顶”。楷书又称为“真书”、“正书”，具有标准法则、规范模式书写的意思。字形端庄、结构匀称、笔划平衡、章法整齐、笔法多样，是楷书的基本特点。“楷如立”，这是苏轼对楷书所作的最基本的评价。楷书法多于意，也是各有风格，如欧阳询的险劲，虞世南的醇雅，褚遂良的潇洒，颜真卿的宽博，柳公权的遒丽，各有特色，但总体上说是平正之中包含灵秀飘逸之势。

在我国的书法艺术历史中，楷书的发展已有二千年。楷书主要是在简单易写的隶体字的基础上发展进来的，它基本上可认定为起源于汉末，盛行于东晋，但最早发现的一些不带波磔的、类似于今天楷书的字，不断地见诸于近年来发掘的西汉简牍中。因此，早期的楷书也称为“楷隶”，随着这种书体的不断的运用与发展，人们逐渐习惯改称其为“楷书”，这不仅是因为将其单独归为一类字体以便于区别于其他字体如隶体、篆体等外，还因为人们需要一种端正、匀称、易认的字体，解决实用、审美的需要。至今发现最早的已基本上全属楷体字的碑刻是汉末吴国《葛祚碑》。曹魏时期的钟繇《宣示表》、《贺捷表》、《季直表》，被认为是楷书经典的开山之作。

钟繇(151-230年)，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曹魏时官至太傅，故史称“钟太傅”。唐张怀瓘《书断》评钟繇书法云：“虽习曹、蔡隶法，艺过于师，青出于蓝，独探神妙”，“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元常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他学曹喜、蔡邕、刘德升，而能博采众长，遂与王羲之并称“钟王”。擅隶、楷、行各体，尤以楷书最有影响。《宣和书谱》评价其书法“各尽法度，为正书之祖”。其楷书承隶书体格，有隶书遗风，结体开张，波挑外拓，外方内圆，雍容古雅。其书《贺捷表》，有姿态飞举，被梁武帝萧衍评曰“群鸿戏海，舞鹤游天”。其代表作尚有《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还示帖》、《墓田丙舍帖》等。

   楷书到了晋代，又有很大发展。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楷书对后世影响深远，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孝女曹娥碑》，和王献之《洛神赋》等至今仍是学习楷书的上等范本。

王羲之(303-361年，或作321-379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徙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为晋时最杰出书家，被后世尊为“书圣”。出身于东晋名门望族，父王旷，堂兄王恬、王洽均擅书。早年从师卫夫人习书，后转益多师。楷书得钟繇法度，草书学张芝、蔡邕等，诸体皆能，精研体势，取舍古法，一洗汉魏朴质书风，成潇洒流美一体。与钟繇并称“钟王”，与子王献之并称“二王”。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清宋曹《论草书》云：“王逸少力兼众美，会成一家，号为书圣。”

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小名官奴，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生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王羲之之子，与乃父并称“二王”。官至中书令，故史称“王大令”。少享盛名，风流不羁。楷、行、草诸体兼擅，尤精行草。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中称之“绝众超群，无人可拟”。《书议》则评之曰：“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传世作品有《鸭头丸帖》、《送梨帖》、《洛神赋十三行》、《地黄汤帖》、《中秋帖》、《廿九日帖》等。

　　南北朝最突出的成绩是楷书，主要见于墓志碑刻当中。此一时期上续汉魏之隶意碑风，下开隋唐之楷体书韵。南朝名书家有羊欣、王僧虔、陶弘景、肖子云等。北朝名书家有崔浩、郑昭道、赵文渊等。

　　南朝曾一度禁碑，故碑刻少见,但墓志中不乏精品，如《爨龙颜》、《刘怀民墓志》、《肖胆碑》等，均为上品，其书方圆并济，已在碑体书中露出楷书灵秀之风。梁时《瘗鹤铭》石刻，楷书而有行书、隶书笔意，开张纵逸，有摩崖气度。

　　北朝书法风范，同时显著于大批造像、碑刻与墓志当中，其面目之丰富，似又重复汉碑之辉煌。初期碑刻，方劲斩截，尚遗隶意，如《嵩高灵庙碑》，而龙门造像诸品，因势布局，刀笔相加，《始平公造像》为其杰作。后来之《张猛龙》、《贾思伯》、《根法师》、《敬使君》以及造像《高归彦》、《五百人》等，更见用笔之灵变，而《石门铭》、《华岳颂》与云峰山石刻，则别有一番光景。

　　至若北朝诸墓志，则体态多姿，各具风韵，《张玄墓志》、《元桢墓志》、《元鉴墓志》、《元演墓志》、《元慧墓志》、《元倪墓志》、《元文墓志》、《元均墓志》、《元显墓志》、《元详造像》、《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元显俊墓志》、《吊比干文》、《魏灵藏造像》、《郑长猷造像》、《广川王造像》、《杨大眼造像》、《高贞碑》、《李谋墓志》、《于景墓志》等等，不胜枚举，其中《元怿墓志》等，俨然已是唐人楷书的景象。

　　人们一般将楷书分为魏碑、唐碑两大体系。在上述南北朝时期，在楷书技巧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魏碑”风格的楷书，尤其是北魏时期的楷书。魏晋时期，虽已有楷书的体格，然“去古未远”，仍带有隶书的遗韵。至南北朝及隋，碑刻书法已然不再拘泥于碑书的斩截方劲之风，用笔渐呈简约素朴之势。在有些魏碑中，还可看到横笔上挑、外形较方的情况，与近代楷书稍有不同，但大部分魏碑呈现雄壮、骨峻、端正的风格。魏碑的笔形大体可归为三类：1、方笔类：以《张猛龙碑》为代表，方笔切截棱挺、结构扁正精致。2、圆笔类：以《石门颂》为代表，圆笔浑欲飞动，结构宽博纵逸。３、方圆并用类：以《张玄墓志》为代表，用笔方圆兼备，笔力强劲，结构内紧外松。

楷书另一体系，则是唐碑，简称唐楷。

　　隋人书法的面目，介乎北碑与唐楷的中间过程。智永为王羲之的七世孙，习字刻苦，“退笔成冢”。 传世《真草千字文》用笔藏头护尾，线条饱满，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韵律，可谓承前启后，为后代真草书重要范本之一。隋代楷书，承传北朝墓志之精华，脱略更多的锋棱而日趋温雅，若《龙藏寺》、《董美人》、《贺若宜》、《苏孝慈》、《龙华寺》、《昭仁寺》、《孟显达》等，已然唐人楷书的模样。

我国书法艺术极负盛名的高峰期是在唐朝，尤其是楷书。长久以来，唐朝楷书被视为标准风范，凡初学者必先由此入手。唐朝楷书发展到各体皆备，名手辈出，可谓书法史上的又一高峰期。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兴隆有关，也与文学艺术的推动，以及科举录仕等活动把书法作为重要科目不无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酷爱书法的皇帝不乏其人，自南朝梁武帝萧衍而后，至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对书法推崇有加。

初唐，有所谓“初唐四杰”，即：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薛稷。初唐四家，留传者多为楷书范本，如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禇遂良《雁塔圣教序》，薛稷《信行禅师》以及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等。其中，欧阳询的成就和影响相对更大。至盛唐，书家群起，风格纷呈。李邕、颜真卿为其翘楚。盛唐书家中，值得注意的是颜真卿。中晚唐书家柳公权，又筑一重镇。

　　欧阳询(557—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敏悟过人，博览经史，入唐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人称欧阳率更。工书，学羲献及北齐三公郎中刘珉。各体皆能，尤工楷、行。其楷书结体规矩，平中寓险，用笔硬朗劲挺，峻峭奇崛，自成面目，人称“欧体”。《新唐书·儒学本传》记云：“询初仿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 除《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皇甫诞》等楷书刻本外，其行书如《卜商读书帖》、《仲尼梦奠帖》、《张翰思鲈帖》等，皆为弥足珍贵的墨本，从中，尤可揣摩其结体和笔法之妙。《九成宫醴泉铭》由魏征撰文，欧阳询书，立于唐贞观六年(632年)。其书结字紧凑匀称，用笔方整险绝；“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明陈继儒语）。明赵涵《石墨镌华》更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曾封永兴县，世称“虞永兴”。书法承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传授，又取魏碑入楷法，楷书自成风韵，遒丽清和，外柔内刚。李嗣真《书后品》云：“虞世南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绮娇春，鹓鸿戏沼，故当子云之上。”。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临王羲之兰亭序》、《积年帖》等。著有《书旨述》、《笔髓论》、《北堂书钞》、《观学篇》等。

　　褚遂良（596-658年），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博涉文史，封河南县公，人称“褚河南”。为人笃实，治学谨严。书法学欧阳询、虞世南，后直取“二王”，融汉隶。楷书自成一家，世称“褚体”，体势扁方，形态疏朗而气息内敛，用笔瘦劲，方圆兼施。《唐人书评》云：“褚遂良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代表作有《雁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倪宽赞》、《黄绢本兰亭序》等。

　　薛稷(649-713年)，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世称“薛少保”。书学虞世南和褚遂良。时人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语。《广川书跋》称“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作有《信行禅师碑》等。

　　颜真卿(708—784年)，字清臣，祖籍山东琅玡临沂，后迁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曾作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曾封鲁国公（故世称“颜鲁公”）。家学渊深，五世祖颜之推乃北齐著名学者，所著《颜氏家训》为后世所重。秉性刚直，有正义感，后因劝谕叛将李希烈而遇害。书法初学褚遂良，后师张旭得笔法，兼取篆隶及北魏，一扫先前书风，开创朴厚雄强的“颜体”楷书。其书结体左右呈相向之势，中气内充，气度恢弘；用笔沉稳厚重，点画丰满而不失峭劲，尤其那带有“燕尾”的捺笔，一波三折，顿挫振拔。与柳公权并称“颜柳”，亦有“颜筋柳骨”之说。其楷书代表作若《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记》、《颜勤礼》、《颜氏家庙》、《告身帖》等，皆雄浑豪迈，一幅盛唐气象，对后世影响极大。《颜勤礼碑》为颜真卿撰并书，为其曾祖所立，久埋土中，故历历如新，现藏于西安碑林，其雄劲雅壮可传颜书真面目，最宜初学临习。六十岁后楷书《麻姑仙坛记》，遒峻紧结，庄严雄秀，是颜体成熟期代表作。《颜家庙碑》则骨格风华，笔意老到，如屋漏痕，为学书者宝。

　　柳公权(778-865年)，字诚悬，京兆华宋(今陕西西耀县)人，是历史上不多得的专业书家。为人刚正，穆宗皇帝曾问用笔之法，答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笔谏穆宗”遂则成为千古美谈。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博贯经术，书学王羲之，后融北碑方笔于楷书，取“欧体”之密瘦硬险峻，又削减“颜体”之肥厚，结体中宫紧缩，宽博开张，用笔瘦硬挺劲，骨峻气遒，成自家楷体，人称“柳体”，与颜真卿并称“颜筋柳骨”。作品有《玄秘塔》、《金刚经》、《神策军》，传世墨迹有《王献之送梨帖后跋》、《蒙诏帖》、《兰亭诗》等。

总的来说，唐碑与魏碑相比，法度更严，笔法结构要求更多，故而书界有“唐人尚法”之说。这时的楷书比隶书多了折、挑、斜勾等基本点画，而且每种点画的个性特征都比隶书的要鲜明得多。字中的笔画形态各不相同又紧密配合。

唐以后的楷书风范自成一家的，人们一致认为只有赵孟頫了。其楷书“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颜、柳、欧、赵”。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等，湖州（今浙江湖州市）人，宋宗室后裔，元代杰出书画家，因湖州旧称吴兴郡，故称“赵吴兴”。累官至一品，荣际五朝，卒追封魏国公，谥文敏，故又称“赵松雪”、“赵文敏”。博学多识，通音律，精鉴赏，擅诗文，工篆刻（以“圆朱文”著称），为著名的书画理论家和实践家。篆、隶、楷、行、草五体皆能，以楷书和章草为最工。其楷书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颜、柳、欧、赵”，结体端正秀美，用笔劲朗飘逸，为元代书坛盟主，虽然后世对其书法毁誉不一，但终归影响深远。代表作有《胆巴碑》、《行书欧阳修秋声赋卷》、《六体千字文》、《雪晴云散帖》、《书赤壁赋》等。

综观中国楷书发展历史，各名家的字态风貌不同，其楷书的用笔方法和结体方法也各有异同。晋人小楷、魏碑、隋碑、唐碑，均属楷书范畴。特别是唐碑中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楷书，对后世习书者影响极大，受到世人推崇。各楷书大家以其文字构思、立意尽善的特点蕴含着书法艺术的灵魂，或方圆藏露、逆顺向背的韵味，轻重肥瘦、浓淡湿涩的情趣，抑扬顿挫、聚散疏密的笔调，刚柔雄秀的气势，充分表达了中国书法的最高意境。

为了写出展现书家个性、意趣的楷书，建议以毛笔来书写楷书，即使用柔软的毛笔，来书写形象丰富的楷体汉字。这要求掌握毛笔楷书书写的法则，包括执笔、用笔、点划、结构、分布等方法，借助于精湛的楷书技法、生动的造型来表达出书写者的性格、趣味、学养、气质等精神因素。一是笔法，要求熟练地执使毛笔，把握正确的指法、腕法、身法、用笔法、用墨法等技巧；二是笔势，要求妥当地组织好点画与点画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承接呼应关系；三是笔意。要求在书写过程中表现出书者的气质、情趣、学养和人品。

楷书推荐碑帖：（一）魏碑：《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郑文公碑》、《石门铭》。（二）唐楷：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褚遂良《倪宽赞》、《雁塔圣教序》颜真卿《颜勤礼碑》、《多宝塔碑》、柳公权《玄秘塔碑》。（三）小楷：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赵孟(兆页)《道德经》、《汉汲黯传》。

笔者临摹最多的楷书字帖：《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玄秘塔碑》、《倪宽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