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困难还是CPA的困难：过程的真实与结果的真实

认识之外的世界是无限的，我们的认识却是有限的。我们不得不设立了各种学科从各个侧面去把握自然、社会的局部特征。物理、化学等专注于自然的世界。经济、心理学等专注于社会的版图。前者在自然世界获得各自的局部认识。后者对社会取得各自的不同理解。两者共同把自然和社会分开：虽然它们其实是在一起的。世界是统一的、整体的，认识却是分割的、零碎的。当前的科学哲学家正在对这类分割发出新的批判，要求人类的认识应该重视这些学科的共同特征，并取得一种整体的认识。按法国思想家莫兰的说法，我们需要一门“科学的科学”。他建议将各类学科领域连接起来，建立“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物理学”这样一个循环的认识场。科学哲学家的这种大一统目标或许太过深远，是人类认识的长期使命。但他们的担忧却的确也是我们遇到的现实困惑。科学家发明了核武器，他不考虑这种发明对社会的影响，这个问题交给了社会学家。但科学家征服了自然，人类社会的统治者却利用了科学家的这种好奇心，把他们变成征服社会的工具。这些是社会学家对科学家的嘲讽。他们还在争执：科学家是否需要考虑其工作的社会学后果。对于CPA，如果这些还属于饭桌上的谈资，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则涉及他们碗中的生计：CPA应该对审计过程的真实性负责还是对审计结果的真实性负责。对这个问题，CPA同法学家、社会公众存在认识的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也就是学科的分歧。

    专业化把人类的个体或者群体变成了专家，同时也使得他们难以沟通。CPA认为，会计系统的日趋复杂，以及自己与会计系统的这种间接的关系，阻碍了他们去发现它的**。他们坚持认为，只要自己实施了某些程序，自己就是勤勉尽责的。这些程序则是这个行业的共识，能够合理的保证发现会计系统的**。如果实施了这些程序却没有发现会计系统掩藏的问题，那只能说会计系统太过狡猾，以致于CPA无法识破它。CPA说：这与我无关。社会公众却在想，你的那些所谓过程对我有什么用呢，我需要你简单的告诉我：这个会计系统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法学家说：事实是会计存在虚假，你的审计意见却说它没有什么问题，这难道不是你错了吗？你应该为的你的错误承担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不止在审计上才存在这类认识的分歧，其他专业也有类似的问题。在新闻的真实性方面，新闻界与法学界就存在这类类似的争辩。某足球明星说记者的报道损害了他的声誉，记者说，这些都是那些被采访的人告诉我的，我没有义务进一步去验证，我的工作到此为止。然而，新闻的真实之争，因为它与媒体的关联关系占有优势：可以拓展和扩大论辩的声势，有更多受众观看或参与这种讨论。而且从范志毅名誉事件等案例看，新闻界取得了部分成果。而审计的真实性之争则没有这种优势。常见的是几位CPA聚在一起倾诉衷肠（社会不理解我们呀！），偶而请一位或几位法学家或法官作为听众和演讲人（我们看重事实和结果！）。CPA取得的胜利不多。他们的理念还在经受考验，但他们的行动却还在继续，至于结果就看运气了！

    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和改造自然和社会，我们就是平等的。我们的沟通就应该是双向的努力。社会的发展却为专业的分工排列了高低贵贱。农民因为与大自然更近一些，一些城市的人就生出了对他们的鄙视。工人因为与机器近一些，管理者就自以为对他们有呵斥的权利。实证研究以为用数学工具“捆绑”了数据，就可以在规范面前“摆谱”。规范研究则以自己的逻辑瞧不上实证的“小打小闹”。法学因为法律进入了上层建筑，沾亲带故，就自以为是。审计则自以为受屈，“蜷缩在角落里向着法律和公众耍小脾气”。只有专业分工在认识上取得整体进步，自然和社会才能达到整体利益的更大和谐。如是，专业学科就需要排挤骄傲自满和消极低落的情绪，回归专业分工的本来。他们需要平等的对话！

    社会大大的改变了，新思想、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涌现。人的认识需求、方式、能力也改变了，我们想知道未来，我们借助机器思考，我们借助机器沟通……。法律需要看到这种改变，需要寻求创新的秩序原则。当公司的管理人员、利益相关方，“恣意”掠夺公司财产时，我看到了现代公司法的无能为力。当会计已经在预计未来时，当审计已经在鉴证这种未来的预计时，法律如何看待这种预计和鉴别的真实呢？法律可以继续坚持用未来的结果这个事实来衡量，但它可能因此阻碍人类的享受和进步。因为会计和审计就不愿意现在冒这种风险，为社会公众提供这种服务。在审计面临审计过程或者结果的真实及责任问题时，法律的表现显示：他们以为这仅仅是CPA自己的困难，与自己无关。但如果法学对诸如此类的现实是冷漠的，它们从哪里获得自新呢？“古代罗马法”之类的故纸堆里没有现代社会，也就没有为现代社会预备完备的秩序。法学要在现实社会中获得新知，为法律提供帮助。

    现实世界越来越复杂了，人的认识将面对越来越多的困难。我只能对过程负责！CPA的见识在逻辑上倒是顺理成章的。但当社会个体在困难面前都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时，CPA是不可能把自己的困难用作为自己开拓责任的理由的。审计在“过程的真实”的道路上行进，头也不回，它需要小憩和反顾。如果我们对结果承担责任会怎样呢？审计过程、技术会因此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需要社会提供哪些机制的同步转变和保障呢？审计是否会因此消失呢？我现在相信，不止有一种“过程真实”的审计学，至少还应有一种“结果真实”的审计学。但审计在理论和实务上只研究前者，对后者弃置不顾。虽然现实只有一种选择，但理论允许多种展望和预测。审计理论是否可以为审计实务准备更多的备选方案呢？可惜，审计理论被审计实务蒙蔽了，以为审计世界只有这一种真实，这妨碍了它走得更远。审计理论也被道德约束着，行为不够大胆。它的制度审计、风险审计，都不敢言及审计主体CPA自己的利益。企业以买出实物产品赚钱为能事。CPA能否以卖出信息产品为宗旨呢？审计的生产、管理和营销是否可以一如其他的一般企业呢？CPA的道德难道与社会其他公众的道德有什么不同吗？与其在一种困难的道路上走得远些，不如边走边发现新的道路，或者干脆掉头而行。审计实务或许受了现实的羁绊，但审计理论还是有在现实的基础上盘坐想象的自由的：摆一个托腮的POSE吧！

    自然和社会的每一处认识的困难，都是认识分工链条上的共同困难。与其袖手旁观，抱残守缺，不如合力为之。审计，过程的真实，还是结果的真实，需要法律、审计以及其他共同从现实中积极寻找答案。思想易老，现实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