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咕咚来了”
小时候学过这样的童话：森林里的动物们边逃边喊“咕咚来了”，原来只是木瓜熟了，掉到湖里发出“咕咚”的声音，虚惊一场。最近的舆论正在热烈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个非常美好的字眼，但读了几篇文章，发现多半也是“咕咚来了”，连社会责任是什么也没有弄清楚。
他们明示暗示的社会责任大致分成两类，区别在于和企业运营是否相关。第一类是对社会的“应付款”，企业获得了收益，或造成损失，却没有埋单。又按照相关程度分成三种。第一种主要包括消费者和小股东价值。这是企业的基本教义，如果也算社会责任，那就没别的责任了。不过也牵涉到国情，姑且算作社会问题。
第二种更“社会”一些，责任也很明确，如劳工福利和环境保护。第三种比较微妙，也许适用“不诉不理”的原则。科斯(Ronald H. Coase)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引用一宗民事诉讼，法院禁止糖果商使用机器，以免噪声和震动妨碍相邻的诊所工作。科斯认为，交易成本为零时，禁止与否最终没有区别。
主要讨论前两种。出来混，早晚要还地。但指望企业自觉还债不现实。竞争在毫厘之间，自觉的企业就会比不自觉的成本高，甚至失败。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有人立论履行社会责任也能带来收益，但不能给出明确的证明，何况中国企业大部还处在低成本的红海，中国的消费者普遍价格敏感。
解决之道在于社会从企业外部一视同仁地强制讨债。实际上“社会责任来了”越喊地声大，越说明社会讨债力小。首先，缺乏利益表达和整合的机制，有公信力的中介组织，“应付款”就是糊涂账，其次，各级政府替社会讨债义不容辞，但实际上往往持默许的态度，甚至就是既得利益者，企业欠债的保护伞。最后，相关的社会团体也不够强大。
但是反过来看，责权利对等。要求企业对社会负责，那么社会对企业仁至义尽了吗？我们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效能、科教、文化和传媒水准，恐怕还不如企业。特别是在诸多领域，例如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还存在非常严重的行政垄断，需要深入改革。社会还企业越多越快，企业还社会也越多越快。
第二类说白了就是捐款。世界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捐出一个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次富巴菲特也倾尽家产，赢得国人一片喝彩。最离奇的观点，某评论家撰文<富人为什么一定要捐赠>，“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契约”，契约应当是双向地，纵观全文，我的理解就是收保护费，不知和黑社会的区别在哪里。
但好像没人关注为什么不是两人所创建的微软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捐款，而且实际捐出的是股权，微软则拥有400亿美元的现金，黑社会收保护费可只收现金，不收股权。巴菲特的观点就是答案：公司任何慈善事业的支出，都应该由公司的股东做出决定，股东有权决定自己的钱应该作何用途。
所以第二类社会责任就是可疑地。如果两人还是留给后代或者卖给他人，对公司而言，应付的股东权益其实没什么差别。公司并未捐款。理论上只要符合公司章程，股东们能动用股东权益之外的资金捐款，但数额稍大，势必影响正常的运营，负责的股东不会这样做。
郭士纳(Louis Gerstner)所著<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有一章
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还做不到用股东权益捐款。国有企业没有人格化的股东，股东权益是国家的钱，理论上全部都应服务于社会，当然实际还有差距。国有企业家的合法收入也较少，还有大师高论“根本不需要激励”。而民营企业普遍是民营企业家的影子，即使以个人名义捐款，也可能挤占公司的现金流。
实际上民营企业的财务普遍存在两种极端的状态：要么资金高度紧张，短融长投，稍有闪失全局崩溃。要么从不借债，搁置大量现金，二者都反映国内金融和制度的落后和扭曲，也都难以行善。中国古人就喜欢把金子埋在地里，反映出他们的生活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虽天纵奇才，他们与世长辞之日，基金会也有信心行使股东权益，支持慈善事业。但中国的民营企业连传给亲儿子，都未必能保证继续正常运营，何况外来的基金会？我们应当先改善公司治理，再谈社会责任也不迟。股东权益还要外部的金融和司法体制来保证。这里也有社会对企业的欠债。
但在郭士纳看来，企业可以捐献能力：“我坚决主张，公司在慈善活动中……能而且也应该超越写支票的层次……最重要地是，公司知道如何规划、管理自己的资源……如果美国所有公司都能思考将独特技能和资源用于解决社会问题，那么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可就远远超过110亿美元现金捐款的很多很多倍了。”
还有一种暧昧的企业捐款。
2006年2月，三星集团宣布李健熙总裁家族无条件向社会捐献8000亿韩元(约合8.28亿美元)，并就非法提供大选资金、三星爱宝乐园债券变相赠送等事件正式向国民道歉。黑金事件反映出东亚突出的政企不分。赠送事件则被认为是保证独子李在镕接管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公私不分。
东亚还传承儒家传统，用黄仁宇的话说：“以道德代替技术”，因此不能“数目字管理”。综合上述分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最终都能追溯到公共和公司管理的低能。而那些社会责任的布道士们，多半不懂经营，但居高临下地教训或审判企业，想必颇有快感，也能树立自己的道德品牌。
西方企业的社会责任也经历过长期培养。19世纪80年代末，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决定停运纽约到芝加哥一条免费的客货两用路线。记者就此采访公司创始人之子、现任负责人威廉•范德比(William Henry Vanderbilt)：“难道公司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运营地吗？”回答是：“让公众见鬼去吧(The public be damned)！”
本文授权<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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