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来的国家宏观调控为什么屡遭挫败？不是因为利益集团有多么的强大，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
管理者和民众严重地低估了利益集团的无耻程度。--题记
从历史的眼光看，任何王朝的覆灭都可归因于帝国某个阶层的过于强大，而相应钳制的力量过于渺小甚至没有。汉亡于外戚，唐薨于藩镇，明溃于阉党。如果说外戚，藩镇以及阉党给帝国带来的毁灭是因为他们对权欲和统治欲的极端贪婪，那么商人呢？如果商人阶层成了一个帝国主宰，又将这个帝国引向何处？中国的历史没有答案。
但是古代的圣贤们以及我们的道德体系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危险的群体。我们的先人不只一次地告诉我们：无商不奸，商人言利。他们的本质之一是“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他们的贪婪性比外戚，藩镇以及阉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的自私自立性又是所有社会阶层中最可怕又独一无二的特性。所谓士农工商，商之所以排在最末，是因为在古人眼里，在中国的道德体系里，商人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在元蒙时期，商人甚至于比娼妓还要低贱。这种低贱于职业无关，而在乎品质品行。即使在资本主义西方，在人们的印象中商人一直是贪婪，虚伪，狡黠，吝啬，类似葛朗台、夏洛特一类的猥琐形象而存在。
不幸的是，这些自地球上存在生命以来最自私的多细胞动物，却在
温州的政治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地位。所以，当我们打开电视，在 温州的电视频道里看到“发挥带头作用，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做出贡献”的公益广告时，不必再感到丝毫的惊讶和不解。当我们翻阅 温州的报纸，看到“私营企业主道德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政府官员问计于企业家”的报道时，不会再感到丝毫的诧异和怀疑。因为整个 温州的官方都在力捧商人。
即使是资本主义老巢的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也是拒绝商人参政议政的。一个美国商人如果要参政议政必须和任何企业脱离任何形式的关系。尽管美国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决议代表着商人阶层的利益，但是起码在形式上避免了成为商人阶层的一言堂。在这一点上，美国商人是要艳羡温州的商人的。温州的某些商人不仅仅是明目张胆为企业牟利的老板，也是牛B烘烘，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人大政协。但是我们没有听到这些人就企业盈利与为人民服务是不是一对矛盾之类的论述。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工人和农民的人大政协代表数量急速下降，无限接近于零。
但是温州政府必须要思考的是在培育出强大的温州商人阶层之后，拿什么力量来制衡。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力量，哪怕是这种产生力量的苗头。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直接造成了温州政府在某些方面的弱势地位。在温州，商人可以肆无忌惮排放污染，可以肆无忌惮地偷税漏税，可以肆无忌惮地造假冲次，可以在新劳动法颁布的今天依然使用廉价的劳动力，甚至在温州电视台公然恐吓劳动局。以上种种，温州政府似乎并没有什么良策加以应对。
温州政府的尴尬不仅体现在对温州商人的某些无耻行径的无所适从，无从下手甚至不敢下手的局面上，而且在城市管理，政策制订、城市规划建设上的手段和力度都显得捉襟见肘。近年来，从中瑞财团欠款事件、温州的 出租车无法更新换代，到城市违章建筑层出不穷，无不显示政府的某些权力已经被商人利益集团架空。最近几年温州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相比杭州宁波等城市差距不断增大，这与温州政府的弱势地位不无关系。政府在面对商人阶层时，缺乏足够铁腕治理的能力和勇气，这是很危险的信号。
这表明当温州的商人摆脱了政治上的约束力，当他们的势力成功向政治渗透以后，他们共同的私利性决定了他们将组成利益的共同体：商会和行业
协会，筑成堡坚固的堡垒，打着服务协调，规范行业的幌子，行鱼肉百姓之实。 乐清低压电器企业制定行业保护价，苍南幼儿园集体涨价，温州洗车业集团涨价等等事件后面都或多或少飘荡着行业协会的影子。这种垄断的
经营模式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而且更将温州的普通百姓陷入
生活的水火，直接造成民生多艰，贫富差距扩大，财富严重集中。
目前温州最大最强的利益集团非温州房地产协会莫属。强大到一场普普通通的行业会议就能招来温州许多部门的头头脑脑前来参加。温州的经济学家们口口生生实行彻底市场经济的温州，某些官员还公然放言“温州个人合作建房非法”，直至将温州个人合作建房扼杀在摇篮里。此外诸如让温州媒体实行对赵智强及其温州个人合作建房的报道进行新闻封锁，以及六七个警察斥责赵智强到北京越级上访等等行径不是一般的利益集团所能办的到的。只能套用“很好很强大”来形容温州房地产行业协会了。当然在某种层面上说温州房地产行业协会是一个黑社会组织。政府打击，刻不容缓。
以温州炒房团炒煤团为品牌的温州商会则将鱼肉的范围扩大到全国。温州的行业协会对内形成 价格壁垒，垄断经营，温州商会则对外进行政府政策游说
活动，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比如2005年的那场炒煤运动之所以成功，是以为温州商人认识到真正掌握煤炭经济主动权的是地方政府官员。于是他们重点出击，在各部门之间活动，吃小亏，赚大便宜。不仅仅将温州人提篮子的本领带到全国，也为温州商人赢得了经济蝗虫的“美誉”，间接上败坏了普通温州人的名声。
通常温州商会的做法往往是：外地地方政府为发挥“鲶鱼效应”，摇起招商引资大旗，开出某些行业准入的特优价，四处游荡的温资“召之即来”。然后在商会的“领导召集”下咄咄之势不可收拾，从而让地方政府丧失行业“话语权”，若是地方政府一律拒温州商人于门外，又授人以柄。结果只能被温州商人鱼肉，当然最终痛苦的还是地方百姓。
事实已经证明，不要寄希望于商人改变其自私自利的本质。期望让商人主导构建和谐社会，为大众服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无异于以虎谋皮，与狼共枕。人类社会要想以更快的、更常态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而市场经济必须要求合理的社会分层。但是政府不应该将任何一个社会分层扶上政治权力的山峰，打破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酸碱平衡。政府应是弱势群体最大的保护者，而不是商人利益集团的保护者甚至簇拥者。
因此在如何建设全心全意为普通温州老百姓服务的强势的政府道路上，温州政府任重而道远。
